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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恒记忆(16)——开启回忆的闸门(三)

发布日期:2015-01-07访问次数: 信息来源: 档案与校史馆 字号:[ ]

李尔重:30年代我在北平进行革命的回忆

  我是1929年在河北省丰润县车周山中学由袁效之和宋敏之介绍加入青年团的。1930年旧历七月十五日,京东特委组织遵化、玉田、丰润三县联合暴动未遂后,我失去了组织关系。年底,经同学介绍我来到了北平。

  到平后,我找一位姓吴的同志(唐山特委的)接关系,没有找到。没办法,我只好准备投考南京中央政治学院,一来那里是官费,吃饭不要钱;二来学院有外交系,可以学外语。可是我初中还没毕业,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是不准考的。我就买了张初中毕业证书,考上了私立的北平大中中学(校址在交道口),上了半年,弄了个高中文凭,暑假考入了南京的中央政治学院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,我给在北平的刘炳吉同学写信,谈论抗日,结果信被国民党查出来了。10月我被抓,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。在平接信的刘炳吉同学也被捕了。我一直被关到1932年2月才放出来,学也不能上了,于是我又返回了北平。我想不公开活动很难接上关系,通过活动组织上会找我的。当时正赶上我们党组织“三八”纪念会(在北大三院召开),会上有同志撒传单,我也要了一些撒了起来,结果我又被捕了。敌人审问我:“你为什么撒传单?”我说:“我没撒,传单是拣的。”他们看问不出什么,过了一个多月就把我放了。事隔不久,北京大学的党员雷民生通过我的同学找我谈话。这样1932年6月,我通过雷民生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。

  我们这个党小组有北京大学的雷民生、宋劭文、谢铁洪和我,小组由雷民生同志负责。上边受张磐石的领导。当时,我分工联系女子文理学院,联系人是刘明其、赵仲玉;朝阳大学,联系人是王必大。中国大学和工学院虽没有我的直接关系,但我常到那里开会,从事一些活动。

  1932年秋天,我考进了北平大学农学院。但我的组织关系还在城里,大部分活动也仍在城里。10月左右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开过一次代表会,会我是参加了,但是否是党代表会或社联代表会,记不清了。以后,党组织指示我在农学院搞学生活动。农学院的院长刘运筹镇压学生运动,很反动。我们联合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反对他,同时抵制国民党在学校搞军事训练。刘运筹被我们整了几家伙,农学院的军训也让我们弄垮了。当时反动当局组织各校学生联合军训检阅,我们事先串联好部分进步的学生,到检阅的时候,给他搞得乱七八糟,学校的军训教官因此被撤职,军训也无法进行。1932年12月,农学院国民党支部的一个人,向国民党市党部告发了我们的活动,使30多名学生被抓,我也在内。这次主张抓人的是国民党市党部,动手的则是公安局的侦缉队。他们是夜里来抓的,把我们押到公安局关了两个多月,审讯了几次,毫无结果。国民党市党部要求严办,但公安局不属市党部管,他们之间意见不一致。最后,让学生取保陆续释放出来。我是和曾广墀、谭涤三人一起出狱的。公安局让我们找铺保,我们说没有,又让找人保。我们被抓以后,刘运筹就放风说:“抓人与我没有关系,我对学生还是爱护的。”我们三人一商量,你不是爱护学生吗?就找你。弄得刘运筹没办法,出了人保。我出狱后又继续在农大学习,和雷民生他们一起活动。

  我在农学院与刘运筹闹的关系很僵,主要原因是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。另一方面,我到农学院上学,没有钱。刘运筹让他的秘书马小成通过河北的同学魏儒林了解了我的情况,知道我经济上十分困难。所以,我一进校,刘运筹让魏儒林跟我说:“院长知道你有困难,学费可以不交。”我原来就打算拖着不交,他说不交,正好如愿。按说这么大的人情,我总得见见他,但我始终没理这个茬。我和高家骥、谭涤捣他的乱,他又托马小成与我说:“学生还要好好念书,院长很重视你。”我还是不理睬,该怎么样还怎摸样。我和盛华在农学院闹得很突出,在1934年7、8月,学校开除我时,也要开除他。但盛华的叔叔在学校当教授,和刘运筹拍了桌子,盛华没被开除,我则被除名了。开除以后,我曾找过马小成说:“你跟刘运筹说,他没有理由开除我,一定要开除,学校也不会安宁的。”我离开后,农大学生反对刘运筹的斗争仍继续开展。

  1932年国民党的势力在北平还不很大,控制得不那么严,我们党的活动比较暴露,经常组织讲演会、集会游行等。除此之外,还有开展对托派的斗争。托派的代表人物是刘侃元(中国大学教授),还有么心一,他们组织的读书会,叫“马列主义学习团”。他们公开讲演反对斯大林路线,其理论是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了,应该直接搞无产阶级革命。共产党中央讲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,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,是完全错误的。他们还在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。而我们则利用读书会、讲演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,请进步教授,如黄松龄、侯外庐、马哲民、许德珩等出来演讲,宣传革命理论,争取、团结、教育进步群众,反击托派的进攻。

  我们搞过多次飞行集会。事先党员和进步分子商量好,要搞个什么活动,打出什么标语,在什么时间,什么地点。然后,你联系一伙,我动员一部分,到预定时间,把人一集合,就打出旗帜,喊口号,撒传单,游行示威。这样的活动在天桥、西四、西单、沙滩等地方都组织过。党组织也曾指示要深入工农,由于我们与工农没有什么联系,虽然几次试图接近工农,但农民看我们穿着学生装就躲开了,工人也不搭理我们,所以都没有达到目的。

  1932年底国民党势力在北平加强了。这时期国民党市党部专门成立了特务队,特务队长李春华多次带人冲散我们组织的集会。

  1933年3、4月份,国民党宪兵三团来到北平,白色恐怖加剧了。宪兵三团不仅利用原来国民党在各校的组织,而且还派了带枪的特务深入各校,频繁活动。他们可以不经过公安局直接抓人。这一年的五六月以后,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。6月份雷民生被捕,押到南京去了。当时凡是和我见过面的熟人、联系人,都找不到了。最后与我联系的只剩下燕京大学的小职员郭哲,是在以往的活动中相识的。他当时也找不到其他的关系。到了1934年7、8月,郭哲也被捕了,我在农大也被开除了,在北平的关系断了,于是我托了朋友的关系到山东齐河县教书去了。

  1935年下半年,我又回到北平,考上了北京大学,上了半年。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,但没有接上组织关系。由于教书,手头上还剩300多元钱,我产生了去日本的念头。因为在日本马列主义的书可以看,生活费用也不高。这样,我就和盛华去了日本。我们党在日本也有组织和活动,我虽与那里的党组织没有接上关系,但也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活动。过了半年,我考上了鲁迅曾经上过的东北帝国大学。在日本留学,我没穿过西服,自己做饭吃,一个月只用10来块钱,这样呆了一年多。

 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,我回国,到了我党驻汉口办事处,接上了组织关系。随后,叶剑英同志给我开了介绍信,我便去山西晋城找到了朱瑞同志。

 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32级学生

 

杨士法:1936年至1937年平大农学院革命活动回忆

  我在1936年9月初进入平大农学院农学系读书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我响应党的北方局的号召:“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”,到山东农村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建国初期被调上海。

  1935年年底开始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,正像毛泽东同志讲的那样,是为抗日战争做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从一个学校的实践来看,可以说确实为全面抗战做了一定的政治上、思想上、组织上的准备。解放后遇到老校友回忆往事时,大家感到那一段的生活十分难得,很有意义。

  我在师大附中参加了一二九运动,参加过游行示威和香山夏令营,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,参加过北京民先总队部召开的民先活动分子会。通过这些活动,受到了深刻的教育,改变了过去只靠读书救国的幻想,决心献身革命,有了入党的要求。毕业后进入平大农学院。从民先和学生会的活动中逐步与一些进步同学熟悉了。四年级同学高万章同志约我个别交谈多次,了解我的历史和在高中的情况。他说农学院与兄弟大学相比,比较沉闷,新入校的同学不少在高中是学生运动的活动分子,农学院要活跃起来,寄希望于一年级的同学们。在校园散步交谈时,我感到高可能是共产党员,就讲到在高中想入党没有实现,农学院有没有办法。他说我也有这个要求,想想办法看。后来,约在11月初他说组织上已批准你入党,要履行入党宣誓。在一个星期天他带我到女生宿舍王薇的房间去(当时女生很少,几个女生进城去了),在临时挂上的一面小的党旗面前,我以非常激动的心情宣读了誓词。接着,高万章同志讲了要团结群众、要保密等。在那时前后,夏印(原名孙永德)的党员关系转来了,王林(原名侯立仁)等同志相继入党了。李友杏、王薇和金宗仁(朝鲜籍同志)也是党员。当时全院党员只有七八人。

  当时,党员通过民先和学生会进行活动,主要是进行学习,团结群众。高万章同志任支部书记,抓总;孙永德着重学生会等公开活动;我着重民先活动。后来,高万章同志在校外活动较忙,支部工作要我负责。平时组织一些同学读艾思奇的《大学哲学》、萧军的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、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小说,开展歌咏活动,高唱义勇军进行曲、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。我参加民先总队部的活动分子会回来,把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同志的报告向民先队员和要好的同学传播。在市学联和民先组织的活动中,几位进步的教授许德珩、张有渔、黄松龄、许凌青等的讲演启发很大,印象很深。形势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抗日游击战等内容使我们受到初步的革命启蒙教育。记得一个星期天,市民先总队部通过市学联的名义组织一批学生到农学院的林场、农场搞游击战演戏。讲解和指挥的袁也烈同志被介绍给同学们时,说他是从东北抗日义勇军来的,后来才知道他是红军干部,是为了保密才那样介绍的。我院民先同志热情地参加了演习,接待了参加演习的各校同学,深受教育。1936年12月12日,西安事变震动很大,进步同志兴高采烈、奔走相告,感到大快人心。但有些同学非常忧虑。一度谣传已经杀了蒋介石,我们这些情绪偏激,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中不少人主张杀蒋。但不久上级党组织传来信息,为了团结抗日,只要停止内战,可以把蒋放回去,和平解决。

  当时,在同学中做了些交朋友的工作。在国民党为分裂学生运动,建立了新学联和共产党领导的学联相对抗以后,学生中的政治态度大体上可分三种情况:一类是党组织、民先和学联影响下的进步青年,一类是政治思想上比较倾向于国民党的青年,这两种都不占多数。处于中间状态的占多数,这些同学读书很认真,对学生救亡活动不活跃、不热心。其中,有些人同情共产党,有些人在思想感情上与国民党有联系。这些人是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,特别表现在学生会和伙食团的选举时,为争取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中,双方都对中间状态的同学做争取工作。当时党内和民先研究过如何正确地对待埋头读书的同学问题,我们注意了团结他们,和他们交朋友,不歧视他们。解放后,不少人成了农业科技方面的专家、学者,有很深的造诣,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。

  党中央和北方局约在1936年指出,单纯的、孤立的学生运动是没有前途的,学生运动必须与工人、农民相结合。农学院党支部和民先队部根据上级指示,到核桃园小学去办农民夜校,与农民有接触。七七事变前后还根据上级的布置,慰问过附近驻地的抗日军队二十九军。这年放暑假,我和部分同学没有回家,留在学校进行慰问等活动。在直接听到卢沟桥的炮声以后,才多方想办法,筹集路费,于8月初离开北平,经天津、塘沽,到山东,奔赴抗日前线。暑假中回家的不少同学分别在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地参加了抗日斗争,做出了贡献。很多原民先队员、进步同学后来入党了。

  为了培养抗日干部,1937年春上级党组织决定选派学生去延安学习。高万章同志与我商量时,我表示很想去延安学习,但是高说你应留校,找别人去。我就找到李远定。他是民先队员,我想吸收他入党,他不愿入党,但欣然要去延安。后来,他入了党,参加了八路军,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。

 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36级学生

 

张德耀:回忆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日活动

  七七事变时,我大学二年级,有军事训练,一两个月,在西苑兵营,有几千学生,是一个月。总负责人何其沣,比较有正义感,善于管理,对学生比较正派,讲实话,最突出的是卢沟桥事变是他的旅的一个团打响的。他是旅长,四十来岁。日本军队控制卢沟桥,军训提前结束,他说:“你们赶快回去,不能不结束,时局紧张。”这时我回校,别的学生都走了。日本说谈判,同时轰炸南苑兵营。我和孙德山去城里住,想回家。8月13日这一天,托天津法租界同学曾永淦帮助买船票。在天津见到日本兵就火了,他们还搜身。回烟台后,听说组织两个联大,我们去西北联大。当时我们认识到还是要跟共产党走,在大学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,首先是民族独立解放,做亡国奴可耻。看来组织起来只有共产党,去西北跟共产党走,先在学校过渡。到西安的有半数学生。到西安更了解,有八路军办事处,开始关卡少。大概1938年1月,白崇禧到西安讲话,他也让学生参加军队。他讲“兵战与学战”,“有人担心学生往延安去,我们在西安也办抗战学校。”在三原县安吴堡,冯文彬搞了一个西北青年训练班,寒假半个月,让青年抗战,中国求解放,要团结起来。白崇禧讲:“延安还那么远,我们在秦岭不远处组织。”白的讲话有几千人听。另外,西安有提灯大会,晚上游行。抗战开始,国民党不能不做一点,这是后方发动群众。

  一部分学生寒假去三原安吴堡,后去延安,因西北联大我有女朋友去南郑(当时师大迁南郑),我想做她的工作,后来她也没有去,和我同去延安的农学院的有卢运乾、董新(国昌)、金孟嘉。

  我在校时叫张延曾,为什么改名?不为别的,主要是新我和旧我决裂,去延安,绝大部分人准备战死。再就是无牵无挂,与家庭关系考虑微乎其微,没有再想家庭关系,一切献给抗战事业。所以,在抗大经过一段抗战知识、简单军事知识的学习,准备去敌后抗战,国民政府撤退,我以实际行动证明参加抗战。从延安到佳县,过黄河,经山西省西北,又从忻州、五台到河北灵寿,学习一两个分配工作。百团大战我做营教导员,转战晋察冀南北,我搞宣传教育、民运工作。以后回工业部。在晋察冀,先在灵寿陈庄以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,校长是陈伯钧,副校长是邵式平。离校后先在晋察冀工业部担任政治干事。1939年调军区教导团,政委是郑位三,我是三营教导员。后又去一分区,杨成武部。有赵玉昆叛变,只有几十个随从去敌人处,后他两个团加强政治成分,正好百团大战,重点在北线,打了一年。

  我原来学化学系,周建侯是系主任,我看农民辛苦,搞粮食不容易,所以对生物化学有兴趣,想用生化办法合成粮食。过去没有计划生育,但成活率很小,人口上不来。生七八个,活二三个,很多人没有活。

  1941年在聂荣臻领导下从事军工。抗战武器弹药来自汉阳兵工厂,伦敦武器可以,但弹药不多,日本把子弹壳带回去。在1939年、1940年,有的战士只有五发子弹,军队采取伏击,夜里打仗。聂荣臻号召自己搞,我们对自力更生特别强调,现在也应该自力更生为主,引进为辅,这不能变。聂号召自己搞,由军区政治部同志谈让搞。从事军工化学,主要是搞酸,搞单级、双级火药,在同志们合作下很快搞出来,晋察冀的好处是人才多,靠近北京,学者、老工人多。物力方面,河北有粮、有布,工业搞起来很快。根据时间、地点的条件,搞硫酸、火硝,搞高级炸药,搞甘油。从此,我搞起军工化学。进城第一个五年计划搞生产建设,1949年太原解放,接管化学工业,后来搞“苏联156项”,在老二机部,我在广安门第一设计院,承担30多项配合苏联设计,直到80年代,老了,退了。

 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36级学生

寒影:忆母校

  1936年,日寇侵略东三省,同学们高唱《毕业歌》:“同学们,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,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;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,巨浪,巨浪,巨浪,不断的增长,同学们!同学们!快拿出力量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……”。

  我怀着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的激情,放弃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籍,毅然来到北平大学农学院。

  离北京阜成门八里之遥的罗道庄平大农学院,坐落在一个恬静优美的农村,那茑萝缠绕的教学楼,那巨大的像羽纱似的自交铁丝网,一切都告诉了你它的古老,幽静。

  女生宿舍,一个种满了花的院落,靠西7间平房,我和熊林住在第一间。

  下雪了,我这个从南方来的学生,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银妆世界,我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,跑遍了母校每个角落,用简便照相机拍下了母校千姿百态的雪景,有些至今还贴在我的相册上。

  同学传来一个好消息:“梅兰芳在城里唱‘生死恨’了”。梅兰芳!我居然可以看到梅兰芳的戏!便开动两腿,来回20余里,跑去看了一场梅兰芳的“生死恨”。主角哀怨婉转,字字珠玑,至今难忘。

  总是在晚上开学生会,这时平静的农学院不平静了,有时双方激烈辩论,有时桌椅飞舞,为什么分两派?我们是代表广大同学心愿的北京学联,领导群众抗日救国;反动派竟针锋相对地组成了一个什么新学联,处处和我们作对。

  农院的学运是受北京学联领导的,我被选为农院学委会委员,由孙得介绍加入了民先队,担子很重。为了争取同学,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唤起读死书同学的爱国抗日热情,反对不抵抗主义,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反对派却谈论我们拿了卢布,受人利用,实际上,他们才是真正拿了法币被人豢养来殴打爱国同学的,他们是冷血动物!

  一日,学委会决定派一队先锋队到靠近日寇前线的卢沟桥去宣传。一队人马,约有二三十人,都是骑自行车,我骑车技术不过硬,把我夹在中间。

  到了卢沟桥,只见那蜿蜒如白龙的古桥,横卧在永定河上,它修建于宋朝1189─1192年间,那时犹坚固完好,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无比的智慧。

  桥宽8米,长265米,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,桥边石柱上雕刻着许多古怪奇异的石狮子。

  我们在石狮子上张贴了许多标语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、“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!”、“收复东北失地!”、“日本人滚回去!”,尽兴而归。

  又一次规模浩大的学运,全北京市的学生都起来了,主要是反对成立冀察边区委员会。布置农院学生先攀登鬼见愁山端,然后伺机声援包围景山捉拿宋哲元的城里同学队伍。

  农院同学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爬上高插云端的鬼见愁,山上满是积雪,女同学跌倒了又爬起来,三九天气,累得满身是汗。饿了便吃自己背上的干粮,渴了便把雪捏成米团团一口一口吃,尝到了一口干粮一口雪的艰苦滋味。我们在鬼见愁放开嗓子高唱国际歌,高唱救亡进行曲,“工农兵学商!一起来救亡,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,走出工厂田庄课堂……”歌声冲上了鬼见愁的云霄,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。我们要抗日救国!

  我们整装待命,却没有接到命令,据说宋哲元从景山后门逃跑了!

  52年了,往事历历如昨。新中国已临精力充沛的壮年,母校在新中国的心脏,愿祖国、母校繁荣兴旺。

 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38级学生

 

焦培桂: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段事

  近接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来函,得知把北京农大的校史追溯到19世纪1899年(清光绪二十四年)的京师大学堂农科(后改名为北平大学农学院)。足证我们学校是一座来自四面八方,历史悠久,桃李遍天下,堪可自豪的学校。

  我是1936年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的。院址在西郊罗道庄。一年后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,遂随学校迁至西安。几经迁移,几经调整改名,最后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,更名为国立西北农学院。1940年毕业,得到西北农学院与平大农学院毕业的双重学籍,荣获学士学位。

  我在平大农学院虽只一年,但此时正是国家多事之秋,所受刺激亦最深,屈指一算已50余个春秋了。时光流逝,往事纷纭,不少事已成过眼烟云,记忆不清了。但有一事萦绕心头,犹如昨日之事,历历在目,难以忘怀,那就是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的壮举。

  1936年日寇除已侵占东北三省外,又把魔爪伸向华北,殷汝耕汉奸政府已在通县成立,咄咄逼人,大有即攻北平之势。青年学生在此忍无可忍之时,发动了抗日救国运动,并定于12月9日学生集体游行示威,要求抗日。9日早晨,早餐开的很早。不到6点,我们全体同学就整装出发了,四人一排,膀臂相连,奔向阜成门内,期与城内游行大队汇合,并齐声高唱抗日歌曲,心情是十分激动的。

  不料一到钓鱼台附近,从密林里突然走出百余持枪荷棒的警察,声言奉上级命令不准通过。有的同学上前与警察评理,并晓以抗日大义,有的同学整齐的喊口号,还有的同学与警察厮打起来。正在此时,忽然出现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头子高声喊打,于是全体警察手持棍棒打将过来。开始还有同学与之对打,但因手无寸铁,节节后退,而警察则得寸进尺,节节逼近,直逼至学校门外的植物标本园旁。此时有一同学急中生智,高喊快拔标本牌防卫。霎时间全园的标本牌都掌握在学生的手里,警察看见学生都有了武器,也就停滞不前了。两相对峙,相隔不到30米。学生们发动了喊口号的攻势。有的警察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凶狠了。如此对峙约2小时,有的警察和气地说,你们讲的道理,我们是懂得的,你们的爱国热情,我们是同情的,但是上级有令,我们是不敢违背放你们过去的。正当此时学生已得知城内游行大队也未能完全集中,大部分已被驱散。我们看到进城无望,遂在学校周围就地游行示威以示抗议。此时已过午多时,饥渴交加,在统一指挥下散队回校,心情十分沉重。

  此次游行示威虽未成行,但对唤起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高昂情绪,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第二天清晨,我到植物标本园散步时,看到标本牌已端端正正的地竖立在各苗木前面,无一缺损。通过此次学生运动,我亲眼看到同学们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,也看到同学们爱护学校一草一木的高尚品格,甚为感佩,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息。

 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40届毕业生 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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